如果赠与行为发生在婚外情关系中，则赠与行为无效。这是因为婚外情关系违反了公序良俗，损害了合法的婚姻家庭关系，赠与行为作为一种法律行为，其效力取决于法律的认可和保护。婚外情赠与行为显然违反了法律的规定，因此是无效的。近年来，婚外赠与事件愈发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，特别是在一些婚姻关系破裂后，夫妻一方擅自将共同财产赠与婚外情人，导致家庭经济困境和法律纠纷。2025年2月1日起施行的《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（二）》第7条，明确对这种“婚外赠与”行为进行了严格规制。这一司法解释的出台，意义深远，不仅对夫妻共同财产的保护作出了明确规定，也为无效认定、财产返还和过错追责等问题提供了具体法律指引。

随着社会的变迁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，婚姻中的信任危机愈发严重。财产的流失，尤其是婚外赠与，已成为不少离婚案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。据统计，2024年全国离婚案件中，近30%的案件涉及夫妻一方擅自将财产赠与第三者，赠与金额从数万元到上千万元不等。这种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另一方配偶的财产权，也使得家庭经济状况变得岌岌可危。更为令人担忧的是，婚外赠与背后常常存在着不正当的婚外情，破坏了婚姻关系的伦理基础，甚至影响到社会风气。

法律之所以对婚外赠与亮起红灯，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受害配偶的财产权益，也是在维护社会的道德底线与公序良俗。婚姻本应是双方忠诚与信任的契约，而婚外赠与则往往是婚姻关系中的背叛行为，它所引发的不仅是法律纠纷，更是对家庭伦理和社会责任的深刻挑战。

最高法发布的这一司法解释，明确规定了婚外赠与无效的法律条件。

赠与行为必须发生在婚姻存续期间，不论是夫妻正式分居，还是处于离婚冷静期，或诉讼离婚阶段，只要法律上未解除夫妻关系，赠与行为便可被认定无效。例如，某丈夫在婚姻存续期间将财产赠与情人，法院判定该赠与行为无效，并要求返还。

赠与财产必须是夫妻共同财产，而非个人财产。婚姻期间所取得的财产默认属于夫妻共同财产。如果一方赠与的是个人财产，如婚前财产、个人继承的遗产等，虽不在本条规定的范围内，但如果赠与行为损害到家庭利益，仍可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追责。

关于赠与的目的和性质，法律规定必须是无偿或不合理对价转移的行为。具体而言，任何以低价交易、免除债务、赠送高额礼物或大额网络打赏的行为，均可被认定为婚外赠与并予以无效处理。网络直播打赏尤为突出，部分情形下它实际上就是财产的无偿赠与。如某丈夫婚内向主播打赏50万元，法院最终认定该行为与婚外情有关，判定打赏款项需要全额返还。

尽管法律已对婚外赠与作出严格规定，但如何平衡道德与法律的边界，依然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。现如今，网络平台的兴起使得婚外赠与变得更加隐蔽和难以追踪。例如，婚内丈夫通过网络直播平台将大量财产赠与情人，这种行为很难被发现和证实，从而使受害方在诉讼中面临举证困难。

更为复杂的是，夫妻分居但未离婚的情况下，是否应当一概否定婚外赠与的效力？有些情形下，赠与可能出于感恩或债务清偿等正当理由，是否应当适用婚外赠与无效的规定？这些问题，不仅是法律难题，更是道德和伦理的博弈。

即便《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（二）》第7条明确了婚外赠与的法律后果，但在实践中，财产流失和赠与行为的隐匿性仍使得法律执行面临诸多挑战。例如，许多夫妻通过海外账户或亲友账户将财产转移至第三者，导致受害配偶难以追踪和索回。而当财产被迅速转移或挥霍后，即便法院判决了返还，也可能面临执行难题。

建议在未来的法律框架中加入更加严格的财产申报制度，要求夫妻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进行财产登记，并定期更新。此举可以有效减少隐匿和转移财产的风险，也能够在法律纠纷发生时为法院提供更为清晰的财产流向记录。此外，引入惩罚性赔偿措施，对于恶意转移财产的行为应施以更严厉的民事制裁，以提高违法成本。

总体来看，《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（二）》第7条的出台，对于规范婚外赠与行为、保护婚姻财产权益具有重要意义。这一法律措施不仅严肃了婚姻的财产管理，更加强了对社会伦理和家庭价值的保护。然而，法律的完善仍需与社会实际需求紧密结合，只有不断完善配套制度，才能够真正实现婚姻财产的公平保护和社会的长治久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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